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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鉤沉

肖斯塔科維奇的《列寧格勒交響曲》前世今生

銀鶴道長來自:四川省 涼山彝族自治州 德昌縣 時間:2018-07-25 11:30 坐標: 41°
C大調第七交響曲 (肖斯塔科維奇C大調第七交響曲),C大調第七交響曲,又名列寧格勒交響曲,前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

或許你不懂《列寧格勒交響曲》,但是中國抗戰電影中“鬼子進村”的那段旋律,幾乎無人不曉。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段旋律改編自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交響曲》),最初是描寫德國鬼子入侵的。 最近,上海的文藝工作者正準備以各種藝術形式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9月2日,上海歌劇院樂隊將在張國勇指揮下,上演肖斯塔科維奇的《列寧格勒交響曲》。為了更好地表現這個作品,張國勇將邀請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芭蕾舞團的編導專門為作品編舞。 肖斯塔科維奇的《列寧格勒交響曲》,誕生于被德寇圍困900天的英雄城市列寧格勒,圍繞這部作品,留下了許多故事。

近日,記者在圣彼得堡,通過當地華人范建祥先生的協助,在當年演出《列寧格勒交響曲》的演奏大廳,采訪了肖斯塔科維奇音樂協會主席薩列金斯基。 “不是勝利的樂章但是不屈的樂章” 1941年到1944年,是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的艱苦歲月。德軍將蘇聯北方重鎮列寧格勒團團圍住,聲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將列寧格勒從地圖上抹去。” 據薩列金斯基介紹,在列寧格勒被圍困的900天中,饑餓倒斃者僅官方統計就有60萬人之多。 肖斯塔科維奇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在被圍困的最初幾個月里創作了這部作品。那時,軍事形勢十分嚴峻,前線節節敗退,沒有任何勝利的希望。薩列金斯基說,肖斯塔科維奇的這部作品不是勝利的樂章,但是不屈的樂章。 當時,肖斯塔科維奇在接受電臺采訪時說:“我已經完成了新交響樂作品的第二部分。如果它受到歡迎,我將繼續創作第三、第四部分。只有到那時,才可以將這部作品冠以《第七交響曲》之名。之所以告訴大家,是希望此刻坐在收音機前聆聽我講話的列寧格勒人樹立這樣的信念:我們的城市一切如常,我們大家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在《第七交響曲》總譜上,有多處BT的字樣,那是俄語“空襲”的縮寫。薩列金斯基說,空襲警報響起時,每個人都必須進入防空洞,作曲家也不例外,因此極有可能在創作中斷的地方留下了記號。 肖斯塔科維奇不但在作曲家的本職崗位上努力工作,他還是一名盡心盡職的民兵。

1942年,美國《時代》周刊在封面刊發過一張他戴著消防頭盔的照片,作為蘇聯人民抵抗法西斯強盜入侵的一個象征。一位美國企業家看這張照片以后表示,如果蘇聯缺少專業的消防隊員,他可以提供,希望能把作曲家換下來。 薩列金斯基對記者說,肖斯塔科維奇曾要求參軍,都沒有被批準,因為他眼睛高度近視根本無法瞄準射擊。他當上民兵后,經常在音樂學院樓頂巡邏,清除德寇扔下的燃燒彈。消防頭盔是攝影師拍照時要他戴上的,作曲家本人對這張照片并不喜歡。 薩列金斯基說,當時,除了斯大林仍堅守在莫斯科之外,蘇聯大部分政府機構都已遷往大后方古比雪夫。政府為了保護這位天才的作曲家,要求他也離開列寧格勒。于是肖斯塔科維奇與他的夫人以及兩個孩子去了后方。

在古比雪夫,作曲家最后完成了作品,并成功地舉行了首演。 飛行員冒死送樂譜指揮部前線調樂手 圍困中的列寧格勒,音樂并沒有消失。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仍通過電臺傳向四方,以至于德軍在炮兵地圖上居然將音樂廳與電臺一起標為必須摧毀的目標。 這時電臺樂團已有多名樂手犧牲在戰場,剩下的也大都營養不良。指揮埃利阿斯貝格本人骨瘦如柴,躺臥病榻。 但是電臺中播出由薩馬舒特執棒、大劇院交響樂團在古比雪夫演奏的《第七交響曲》后,列寧格勒的音樂家們心潮澎湃,他們決心要在家鄉上演這首曲子。于是,他們給肖斯塔科維奇發了電報,請他將樂譜寄來。

1942年初春,一架運輸機趁著惡劣的天氣穿越德軍防線,降落在列寧格勒。飛行員冒著生命危險,將《列寧格勒交響曲》四大本總譜送到了被圍困的城市中。 樂譜送到了。但是樂手到哪里才能找到? 電臺向全城發出通知,要求所有活著的樂手前往登記,但總共也只有28人。其中,只有一個人是自己走來的,其余人都是被攙扶著趕來。一位長笛手是被雪橇送過來的,因為他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人數還不夠怎么辦?前方指揮部決定從前線調樂手。 薩列金斯基說,籌備與招摹工作進行了足足4個月。樂手報到后首先向他們提供飯食,然后為他們看病。盡管這樣,第一次排練只進行了15分鐘。 演出由列寧格勒廣播交響樂團擔任,指揮卡爾-埃利阿斯貝格事后回憶當年演出時說:“1942年8月9日,這是個盛大的節日,音樂廳里燈火輝煌,座無虛席,聽眾都是市里知識界的精英:作家、畫家、學者,還有許多軍人,不少是從前線直接趕過來的。樂手的穿著千奇百怪:有穿西服的,有穿軍服的。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久違的開場鈴聲……” 演出持續了80分鐘。前線的炮兵戰士在演出前重挫了敵軍火力,保證了當晚演出的安靜。薩列金斯基說,《列寧格勒交響曲》通過電波也傳到了德軍陣地,顯示了蘇聯軍民不畏強暴的精神力量。 他說,遺憾的是這場演出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戰后,列寧格勒每年的1月27日(突圍日)與5月9日(勝利日)都要上演肖氏的這部作品。 記者采訪時,演奏廳內圣彼得堡愛樂樂團正在排練。薩列金斯基說,這個樂團的前身就是當年的列寧格勒廣播交響樂團。樂團當年的老樂手年年都在減少,直到去年還有一人活在世上。 5月7日,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勝利60周年,這個樂團專程赴聯合國會議廳演奏了《列寧格勒交響曲》,許多蘇聯老兵隨同前往,演出轟動一時。不久,樂團還將出國演出肖氏的這部作品。 記者采訪所在地正是當年演出的大廳,現已命名為肖斯塔科維奇音樂協會演奏大廳,位于涅瓦大街旁的俄羅斯博物館前面。音樂會戰后再舉行樂池里見物不見人 在離開上海前,記者專程拜訪了上海歌劇院院長、指揮家張國勇。在張國勇的辦公室里掛著一幅油畫,油畫中的兩位老人,一位是肖斯塔科維奇,一位是他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學習時的老師,指揮家羅日杰斯特文斯基。張國勇說,他的老師是肖氏好朋友,也是肖氏作品的權威詮釋者。

談到《列寧格勒交響曲》,張國勇說,當時,的確有許多樂手是從前線戰壕中被直接召來的。演出后,這些樂手背上武器又回到前線。衛國戰爭勝利后,列寧格勒又舉行了一場音樂會,許多樂手已經犧牲。樂池中的空座上,放著這些樂手生前用過的樂器、樂譜或衣物。 他補充了一個情節,當時列寧格勒人還將作品總譜拍成縮微膠卷,轉送到美國,后來由指揮大師托斯卡尼尼在紐約指揮哥倫比亞廣播交響樂團演奏了這部作品,交響曲通過無線電波傳向了全世界。“回憶錄”歪曲歷史《交響曲》處處悲壯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關于《列寧格勒交響曲》有了另一種說法。一個名叫伏爾科夫的人在他所著的《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中稱:《列寧格勒交響曲》是反斯大林的。 為了證明肖氏這部作品是所謂反斯大林的,論者不惜將交響曲開始創作的時間挪到戰爭之前。

音樂學院專門研究蘇聯音樂史的黃曉和教授認為這種說法完全歪曲了歷史。 黃曉和說,他專門研究過這部作品的總譜,作品是在戰爭爆發后的幾個月中譜寫的,完成于古比雪夫。總譜上不但有多處BT,而且每個樂章間還標有時間。 黃曉和說,肖氏在戰爭中的表現是積極的,他兩次報名參軍,但都因身體不合格,未能如愿。后來政府將一些社會精英轉移到后方時,他不想離開前線,轉移到莫斯科以后還想著回前線。

黃曉和還對作品作了分析,從交響曲先后呈現的“戰前和平”“法西斯入侵”“戰勝法西斯”“悲壯的葬禮”等主題,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部作品的反法西斯的性質。 此外,反法西斯的主題還可以從這部作品中的“入侵旋律”得到印證。莫斯科音樂學院一位教授曾經對這一旋律作過專門研究,他認為這是肖斯塔科維奇從德國普魯士一支古老的軍隊進行曲中找到的啟發:干巴巴的、機械化的節奏塑造了一種反人性的侵略形象。 這一組形象鮮明的德寇“入侵旋律”,后來被改成了中國老百姓耳熟能詳的“鬼子進村”的音樂。這一點,黃曉和與張國勇都表示認同。 薩列金斯基說,他的父親曾擔任演奏大廳的藝術總監,是肖斯塔科維奇的摯友,也是肖氏夫婦的婚姻介紹人。父親離世時,肖斯塔科維奇專門為他寫了一部作品,還傾力資助他們母子。說到這里,薩列金斯基的眼圈紅了。

初讀丹尼列維奇的《肖斯塔科維奇傳》基本是官方的文本,肖斯塔科維奇歷經千險在西方出版的自傳《見證》九十年代在中國也只是內部出版,等我日后讀到了公開出版的自傳才被深深震撼。這位杰出的音樂家一生都在斯大林紅色恐怖的暴政下戰戰兢兢地如螻蟻般生存,他認為自己在蘇聯的生活暗淡不幸,自言一生飽經憂患,常年纏在心頭強烈的怕,渴望離群獨處。翻看肖斯塔科維奇的照片,幾乎鮮有笑容,圓圓的臉總是神情嚴肅,眉頭深鎖,畏懼的眼睛謹慎地躲在鏡片后,一顆痛苦掙扎的靈魂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無論蘇聯給了他多么崇高的榮譽,官方如何解讀他的音樂,了解了他的生活才知他的音樂實在是肖斯塔科維奇的感懷觸緒,是長歌當哭!

▲ 馬林·艾爾索普/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

《第七交響曲》又稱《列寧格勒交響曲》,是肖斯塔科維奇獲得世界性聲譽的作品,是他的安魂曲,也是作者最富爭議的作品,蘇聯官方包括西方音樂圈都把它標榜為一部反法西斯的頌歌。

1941年德軍圍困列寧格勒,肖斯塔科維奇也參加了消防隊。他身穿消防服,頭戴防火頭盔的照片后來刊登在《時代》雜志的封面上。1941年的9月,德軍徹底封鎖了列寧格勒,蘇聯詩人吉洪諾夫這樣描寫被圍的列寧格勒:“燈火管制下的座座大樓,猶如預示著不詳的噩夢。列寧格勒鐵灰色的夜晚,到處是戒嚴帶來的寂靜。但寂靜驟然被戰斗代替,警報號召人們英勇上陣。炮彈在涅瓦河上空呼嘯,座座橋梁被烈火吞噬”。1941年12月肖斯塔科維奇在隆隆的炮火聲中完成了這部作品,他后來回憶說:“音樂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從我的腦海中迸射出來”。1942年3月5日《第七交響曲》在古比雪夫首演,同年3月29日又在莫斯科演奏了這部作品,五個月后,《第七交響曲》的樂譜被空運到列寧格勒,此時的列寧格勒餓殍遍地,排練的樂手有些甚至是被擔架抬進來的,1942年8月9日,當德軍計劃攻克列寧格勒時,《第七交響曲》第一次響徹在列寧格勒城市的上空,“第七”被看作是一部全景式表現戰爭的音樂作品。全曲四個樂章,規模宏大,波瀾壯闊,主題在交響樂的整個過程中成長、生發、蔓延,讓我想起蘇里科夫那些恢宏的油畫里表現的苦難、群像和歷史。第一樂章管樂吹出優美寧靜的旋律被敵人入侵的主題打斷,預示著戰前美好安寧的生活被破壞。“敵人入侵主題”赫赫有名,連綿不絕,步步緊逼的小軍鼓由弱到強,猶如敵人的鐵蹄,最后銅管樂加入,敵人大兵壓境,苦難的城市,不屈的人民。

演出不但在蘇聯也在盟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二戰時期蘇聯文藝的最高象征,蘇聯在全球宣傳了《第七交響曲》的創作環境:寫于德軍炮火下的列寧格勒。《第七交響曲》在國外的首場演出是在英國,當《第七交響曲》在艾爾伯特大劇場由亨利.約瑟夫·伍德爵士指揮首次演出時,受到六萬聽眾狂熱的歡迎。在美國,名指揮們為首演權你爭我奪,最后由托斯卡尼尼首先得到總譜,是攝在膠卷上由軍艦帶到美國的,紐約無線電城首次播出了這部作品。盡管肖斯塔科維奇本人并不認可托斯卡尼尼的指揮,認為什么都不對頭,精神、性格、速度都不對,但并不妨礙美國聽眾對“肖七”的熱愛。在那些年里,西方聽眾通過照片、雜志封面和畫像認識了肖斯塔科維奇。斯大林把它宣傳為蘇聯人民“無堅不摧的勇敢精神交響曲”。肖斯塔科維奇自己也順水推舟地附和,他曾把每個樂章都加了標題,第一樂章,“戰爭”,第二樂章,“回憶”,第三樂章,“祖國遼闊的大地”,第四樂章,“勝利”。但在他死后出版的自傳中,終于可以看見肖斯塔科維奇無所顧忌所表達的心聲,他說:“《第七交響曲》是戰前設計的,所以,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勒進攻下有感而發。侵犯的主題與希特勒的進攻無關。我在創作這個主題時,想到的是人類的另一些敵人。肖斯特科維奇的朋友,指揮穆拉文斯基回憶說,當他在1942年3月從收音機上聽到《第七交響曲》的“進行曲”時,他認為作曲家創造了一個普遍性的愚蠢的、極其庸俗的形象。從純音樂的觀點看穆拉文斯基的印象并非毫無道理,“侵犯主題”吸收了萊哈的輕歌劇《風流寡婦》中的一首流行曲調,而這個“愚蠢又庸俗”的形象正是作曲家想要表現的“敵人”。肖斯塔科維奇說:“我毫不反對把《第七》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曲》,但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壞,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毀掉的列寧格勒。”事實上作曲家多次強調第一樂章充滿安魂曲風格的哀思情緒,第二樂章的“回憶”旋律緊張,好像并無多少甜蜜,第四樂章的“勝利”也是荒唐話。戰前并沒有像官方宣傳的那樣一片光明和無憂無慮,而是充滿了饑餓、恐懼,大批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喪生。或許我們可以把《第七交響曲》看作是對極權之惡的控訴和抗爭。

▼ 第十交響曲/卡拉揚/柏林愛樂

音樂藝術的抽象性幫助他躲過了很多嚴酷的審查,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十交響曲》表現的就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時代,第二樂章的諧謔曲即是一幅斯大林的肖像,滑稽、殘忍、怪異。他一生創作浩繁,惡勢力與光明的交戰是肖斯塔科維奇終其一生的創作母題。雖然蘇聯官方一廂情愿地把他的作品定義為光明與歡欣,實則在肖斯塔科維奇的多部作品中都藏有巨大的悲憫,蘇聯作協主席法捷耶夫就說過:“第五交響曲的終曲是無可挽回的悲劇”。何謂悲劇?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你看!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在現代藝術領域的探索曾經管領歐洲藝術風氣之先,美術上有馬列維奇、塔特林、夏加爾和康定斯基,俄國的構成主義和荷蘭風格派、包豪斯設計風格共同構成了現代主義的設計風格,佳吉列夫的舞蹈團顛覆了古典芭蕾的范式,邁出了現代舞的第一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開現代音樂之先河。斯大林的紅色蘇聯對意識形態的強烈管控,和他本人對現代藝術的反感,使得這些藝術家有的流亡,有的被抓,有的被殺,現代主義的探索也隨之偃旗息鼓,歌功頌德的現實主義風格一統蘇聯,所有的藝術都必須贊美新制度,歌頌領袖。肖斯特科維奇無法忘懷300多名被集體槍殺的烏克蘭民間盲人歌手,僅僅因為他們唱的是“舊調子”,不再合新社會的意,無法審查,索性全體槍決。他說:“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我愿意為每個受害者寫一首樂曲,但是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全體。”

有許多人認為肖斯塔科維奇貴為蘇聯作曲家協會主席,經手簽署過無數的蘇維埃文件,肖斯塔科維奇也是蘇聯的既得利益者,事實上他一生備受蘇聯官方譴責,說他的音樂充滿了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有危害社會的傾向。他的多部作品上了黑名單,《第四交響曲》更是在寫成二十五年后才被允許上演,之所以沒有被置于死地,是因為肖斯塔科維奇的國際聲譽,斯大林要用他來證明蘇聯藝術的偉大。

肖斯塔科維奇也不喜歡蕭伯納、羅曼·羅蘭等西方左翼知識分子,他拒絕與來訪的左翼知識分子握手,他說“他們與我們遙遠如兩極”,他認為這些人受了蘇聯政府的蒙騙,在西方為蘇聯體制大唱贊歌。美國大蕭條期間,蘇聯駐美國大使館收到了十萬份移民申請,然而這些去了蘇聯的美國人很多死在了勞改營。

我始終相信人的面相是內在的外顯,一個主動投靠、作惡的人不會有這樣掙扎、苦難的臉孔。在《見證》中,晚年的肖斯塔科維奇對自己對謊言的沉默和麻木有過深深的自責,“為什么我默不作聲?為什么我不說”?他拒絕被斯大林稱為“最有才華的人”,他說:“請在我們臟的時候愛我們”。天才的使命是完成自己釋放自己,不是服務于政治,在一個利出一孔的極權體制下,一個天才除了與當局妥協,依附于體制外似乎別無他途。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在亞洲,我們是歐洲人,在歐洲,我們是亞洲人”。或許這種尷尬的地緣政治和思維方式造就了俄羅斯藝術對苦難的書寫,十九世紀以來,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因為自身的苦難和俄羅斯的苦難,淬煉出俄羅斯藝術的偉大。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以崇高的情感,奇異的方式,深刻的抒情和樸素的手法接續了俄羅斯藝術對苦難的敘述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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